“到病房，要经过四道隔离门。虽然你看不见病*，但是每推开一道门，你就会想象，里面病*的浓度在一步步增加”
医疗组队在隔离病区治疗、抢救病人。供图：唐子人文
《财经》记者孙爱民
编辑
王小
3月的最后一天，在与共同战斗65天的当地医务人员话别后，支援湖北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北京医疗队，启程返回北京。
从年3月17日开始，各地援鄂医疗队开始陆续撤离。按照国家卫健委的工作计划，高水平的重症救治团队继续坚守，直到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任务全部完成以后，再予撤离。
留守至三月底的医疗团队中，北京医疗队驻扎在华中科技大学同医院，负责新冠病*肺炎重症患者的收治。
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信息显示：北京医疗队人，支医院医院西院区，共承担3个病区张病床重型患者救治任务，累计收治患者人，出院人，医院轻症患者25人，重症、危重症占比最高时达到98%。
在新冠疫情的核心区域，进行重症患者的救治，医疗队面临哪些来自技术方面的挑战？积累哪些工作经验？
3月27日，《财经》记医院援鄂医疗队的领队、急诊科副主任唐子人。采访当日，是医疗队抵达武汉的第60天，唐子人将在武汉“抗疫”的60天，分成了三个阶段：“遭遇战”阶段，“持久战”阶段，与“决胜”阶段。
《财经》：到三月底，你认为武汉的病人收治情况怎么样？
唐子人：北京医疗队有人，在医院西院区负责三个隔离病区，最满的时候张床位住满了，随着疫情好转，三月底只有不到50名病人。医院的病人转过来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还得继续在武汉工作。如果没有病人了，有可能很快就可以回北京了。
《财经》：如果从抵达武汉到三月底分成几个阶段，你会怎么划分？
唐子人：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。
最初的10天，是“遭遇战”阶段，各种问题穿插在一起。我们1月27日凌晨到武汉，对一切情况都不清楚。医院整体上医疗专业条件相对较差，正如国家卫健委医*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说的那样，“大刀长矛，连擀面杖都用上了”。
刚刚抵达，就面临重要的任务：马上开隔离病房。武汉疫情防控指医院必须在确定的时间内开放病房，从急迫性来讲，就跟打仗一样，几点几分必须把高地拿下来。1月30日，改造后的隔离病房，开始接受病患。
北京医疗队到武汉进行医疗救治工作，相互之间，医院的合作需要磨合。北京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来自12家医院，彼此不熟识，工作习惯也不一样；支援队这多人，管三个病房很紧张，是管不下来的，我们要与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一起合作，也需要从认识开始。
再有，在“遭遇阶段”，我们收治的病人特点不一样，所有病人的收治均由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安排，病人轻重程度不一，轻症与重症患者混杂在一起。
过了前10天，之后的一个多月，像是“持久战”，也是最累的一个月。医院西区成为一个专医院，把轻症患者转移出去后，重症病人陆续转进来，病人的数量持续在高位。一有病人出院，病床马上就会填满。
到第40天前后，大部分重症患者的病情平稳下来，病人数量开始下降。从那时起到现在，属于决胜的阶段。
《财经》：在前40天，物资供应，尤其是医护人员的防护做的怎么样？
唐子人：我们刚到时，医院西区还没开隔离病房：医院，医院，所以医院那么严格。在成为医院后，进行了快速的改造，以满足收治传染病患者的要求。
北京医疗队的物资，全部是跟着飞机带来的，我们是按照两个月左右的用量准备的，所以医护人员的防护物资还是比较充裕的。
但是由于开始阶段患者病情轻重不一，缺乏一些重症患者的治疗设备，比如呼吸机。
《财经》：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，治疗难度有哪些？
唐子人：最难的有两点。新冠病*引发的肺炎，病情都有一个发生、发展的过程，但是什么时候到达症状高峰期，是不确定的。有的患者病情会突然加重，容易让医务人员措手不及。
此外，新冠病*不只是攻击肺部，对人体各个器官的攻击，都显现出来了，包括心脏、肾脏，需要进行综合性的治疗。
《财经》：此次对重症患者的治疗，积累了哪些经验？
唐子人：在病人治疗的早期，就要进行抗病*治疗。此外，对于重症患者的治疗，除了要实现病*转阴，针对病*带来的损伤，让病人建立起支撑能力也很重要。只有这样，重症患者才能存活下来。
当出现并发症时，支撑治疗一定要到位。比如病人呼吸系统不好，要进行各种氧疗来支撑。一种方法不行，我们就进行升级：鼻导管不行，就用面罩；面罩不行，就用高流量；高流量不行，就上无创呼吸机，再不行就插管。
其他的，比如说病人发烧，身体的容量不够，吃不下东西，容易激发血栓、肺栓塞等其他疾病，就得输液，缺什么补什么。所有这一切，从治疗的角度讲，就是支持、支撑。
病*入侵，如同敌人入侵。家园遭到袭击后，会造成断壁残垣。把敌人杀干净了，但断壁残垣还在。在治疗上，你用药或者用什么手段，把病*清除了，不代表病人能活下来。必须是断壁残垣都修复好了，才可以。
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治疗，与临床上其他疾病还有一点尤为不同，病人在治疗期间，无法见到家人。医务人员跟重症患者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，几乎是连接外界关心的唯一渠道，也是给病人信心的唯一渠道。
我印象中接诊的一名病人，第一次在病房见到她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：胃管、尿管、两根腹腔引流管、一根胸腔引流管。她生完孩子的第三天突然出现消化道穿孔，住院手术期间感染上新冠肺炎。我见到她时，她平静地跟我说，“不知道还能否活着出去、见孩子一眼”。我当时告诉她，“我们会竭尽全力把你治好”。我们还给她准备了营养品、秋衣、护手霜等。
3月14日，这名病人康复出院，我们送给她所有医务人员的签名。病人感受到温暖，战胜疾病的信心与自己的抵抗、支撑能力也会增强。
3月14日，北京医疗队送别康复出院的病人。供图：唐子人《财经》：支援医院日常的工作有何不同，是如何排班、分工的？
唐子人：医生的排班，变了无数次。当病人满员的时候，人手真得很紧张，要跟不同医疗队的战友并肩战斗，所以班次在不断地变化中。
我经历过非典疫情，对于长时间作战中保持工作状态感触很深。刚到武汉时，我就意识到这次医疗援助工作，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，我们必须合理的分配体力，要保证充分的休息。
在武汉上班，跟平时上班是不一样的。穿着防护服进病房，消耗的体力、精力非常大，会很缺氧，精神还高度紧张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合理分配体力，我对同事强调体力上撑不住要马上说。
我们有一个工作群，所有的工作情况、病人的状况都发在群里，即便在休息的时间，也能实时了解病人的情况，到交接班时也能很顺利。
一个班是八个小时，在隔离病房里的极限是四小时，我们轮流进去。我的班次是长白班，一次要查50个病床，对每个病人从了解病情到情况处理，至少需要三个小时。
我们接收的病人，绝大多数病情很重，每个病人的治疗，都要花费很大精力，各种抢救手段混杂在一起。往往一天班下来，真的很累。
和病人的交流有时会困扰我。武汉的方言很重，病人很多，而且大多是老年人，有时还会遇到耳背的病人，这时你就得提高音量与病人沟通，可我们都穿着多层防护装备耗氧就会急剧增加。
另外，我们还需要拿着手机，在查房过程中随时直播，在病房外面专门有一组人马，听着我们的手机录入信息，我这边口述医嘱，外边马上就按医嘱开处方等。
《财经》：从抵达武汉到离开的时刻，你眼中的武汉有什么变化？
唐子人：我们在武汉的驻地，位于武汉东南角，在一个开发区里。我自到了武汉后没去过其他地方，不知道整个武汉是什么样，但是给我的感觉是，刚到时，从驻地放眼望去，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像一座空城。现在，路上行人零星增加，但还没到车水马龙的程度，到三月底离开时，我感觉这个城市在慢慢地苏醒中。
医生不是诗人，靠感性是活不下去的。当时逆行来武汉之后，目的就是为了把病人治好。你不可能让自己的情感尽情地宣泄，你还要做事，但是，仍有几个事情让我感触很深。
我有很多同学、同事，在武汉工作，他们从疫情刚开始就在坚守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。我们是作为援*来的，而他们一直都在。这种坚守，在最早期，是非常艰难的。
我在急诊科工作多年，能感受到他们的艰难与不易。急诊跟病房不一样：病房收满病人，就不再收了；但当某种疾病暴发时，急诊的窗口是不能关闭的。每天面对的都是蜂拥而进的病人，你控制不了病人的数量，想喘口气、休息一下，都没有机会。我非常理解他们在疫情早期的辛苦。
《财经》：在武汉期间，有没有担心过自己会感染新冠病*？
唐子人：从理论上来讲，任何人，每进一次病房，都会有这种担忧。
进入病房要通过四道隔离门。虽然你看不见病*，但是每推开一道门，你就会想象，里面病*的浓度在一步步增加。
医院医疗队的领队，不仅要把自己调整好，还有把这十几个人的心理状况调整好。医疗队绝大多数人，没有参加过抗击非典疫情。虽然大家都紧张、担心，但是必须得正视，我鼓励团队有什么想法都要说出来，放在明面上讲。随着团队状态的调整，逐渐走上正轨，到了后期，再进病房的时候，大家的紧张度就会明显下降。
17年前的SARS（非典）疫情，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很多，一定程度上，对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防护、状况调整都有很大的帮助。
《财经》：在临床救治工作之外，对于疫情有什么感受？
唐子人：作为一名医生，在面对灾难的时候，能够充分显现出所拥有的技术，为病人解除痛苦，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高的职责。
每一名冲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，都会为自己感到骄傲。现在武汉的疫情一天天向好，不久的将来，这场战役会结束，打赢它是所有战友共同努力的结果，大家都是这场疫情的见证者，见证了这场苦难；同时，我们能够感受到、体验到、见证到生命的脆弱与坚强，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使许多的生命再次见到阳光，这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。祖国的强大，是所有在一线战斗的医务人员战胜此次疫情的信心来源。
对于我个人来讲，也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。我已经50岁了，这次疫情的经历，让我感受到医生永远要不忘初心、坚守信念。
《财经》：你所指的“信念”是什么？
唐子人：救一个人，等于救了全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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